回望过去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呈现低迷态势，但中国顶住压力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达到25%左右，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
随着2021年热词陆续出炉，我们从中可一窥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何在。“共同富裕”“双碳”等热词锚定未来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入世20周年”“中国与东盟合作30周年”见证过去国际经贸合作的成就，而“反垄断”“数据安全治理”等相关法规的相继出台则展现中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反不正当竞争的决心和行动。
2021年，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这在我们党的全会上是首次提出的”。2021年，第三次分配被更加重视，国家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pp电子许多企业发布了助力共同富裕的计划，财务回报最大化已然不是优秀企业家们的终极追求，共同富裕已悄然成为价值坐标。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贫富分化和贫富差距亟须引起重视。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6以上，在2008年达到顶峰0.491后虽有回落，但考虑到过去两年疫情冲击影响叠加全球存在通胀压力，202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可能进一步逼近0.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难以实现。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我们必须加大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相互协同，兼顾效率与公平，共同富裕基础性制度建设须稳步推进。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这是一个长期任务，必然是循序渐进的。政策上，随着税务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金税四期的启动，偷逃税行为会减少。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对于消费行业能起到有力支撑。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被列为2021年中国经济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贯穿全年，虽然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出现了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跑偏现象，但得到及时纠正。
回顾历史，燃气时代的英国、油气时代的美国均表明主导能源革命的国家将成为最具有经济活力的经济体。我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崛起是在传统能源框架下实现的，受限于人口红利、技术迭代的“天花板”。因此中长期看，如果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将当前依靠人口红利的“战后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切换为19—20世纪英、美等发达国家崛起时所依靠的“能源革命驱动”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绿色低碳”革命对于我国制造业，整体经济乃至综合国力而言，无疑是破局的最大机遇。绿色转型是世纪工程，机遇与挑战不是以年，而是以10年、20年为单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早，技术领先，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高，GDP能耗较低，碳减排整体进程领先。我国工业化进程起步晚，能源结构以高碳排的煤炭为主，服务业占比仍然较低。所以碳减排的进程略晚于西方。按照规划，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隔了30年，比欧洲和美国都要短，难度可想而知。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2021年11月，中美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加强气候合作，捍卫《巴黎协定》的成果，避免了格拉斯哥会议“沦为空谈”，彰显大国担当。我国“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推进思路逐步清晰。2021年10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者共同构成贯穿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顶层设计。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要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绿色低碳发展将会是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可以看到，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光伏、风电、5G、特高压、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
2021年1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同年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挂牌成立，成为国务院的副部级国家局。一头一尾，框出一个“反垄断之年”。2018年之前，反垄断执法工作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分别承担，2018年国家市场管理监督总局反垄断局设立，成为反垄断专门机构。
“反垄断”的主角也变了，从地方行业协会转向互联网企业。2021年，中国不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拳频出，“反垄断”行动加速，这一年的主角是互联网平台。围绕着这些平台企业pp电子，平台经济劳动权益、用户隐私、算法等问题亦被大量讨论。多个互联网巨头被反垄断调查，收到巨额罚单。
2021年，反垄断局通报了118件“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件，这几乎是2015—2020年6年间通报的总和。2021年118个行政处罚案件中，有93件属于“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的类别，涉及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因为实施“二选一”行为，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和参加促销活动，被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款182亿元；10月8日，美团也因为“二选一”被罚34亿元。这两桩案件，或许是2021年名声最响的两件“反垄断”大事。不过，2021年通报的118件“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件中，所涉公司更多还是因为未依法申报便违法设立了合营企业或收购了股权而被处罚。
处罚金额上，2021年公布的决定中有5起案件的处罚金额超过1亿元。从行业角度统计，互联网、医药、公用事业和建材领域在2021年被重点关注。
随着反垄断制度不断完善，赢者通吃、店大欺客、“二选一”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得到遏制，从而告别无序竞争，为各类主体创造出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2021年是中国针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执法元年，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出台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多起典型案件进行了查处。这与欧盟、美国等法域对平台企业的强监管趋势不谋而合，体现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市场竞争结构变化的敏锐洞悉。
预计平台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将是中国反垄断的执法重点。据悉，国家反垄断局反垄断执法一司、二司已分别设立单独处室，负责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的监管。
1991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对线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步入“而立之年”。中国东盟关系无疑已经树立起了亚太合作的典范。
自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边贸易迅速升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91年双边贸易额仅有79.6亿美元，但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边贸易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2011年双边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在20年间增长37倍之多。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双边贸易额逆势增长至6846亿美元，足足增加了80倍，超过了中国与欧盟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并且还呈持续走高的趋势。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和东盟互相成为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2021年1月到10月的数据显示，中国和东盟的外贸总额将近5万亿元，相比往年增长了20.5%左右。东盟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主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30年来，双方建立了包括领导人、部长、高官在内的完整对线次领导人会议和两次领导人特别会议或纪念峰会，建立了12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多个高官会议机制。双方经贸投资往来日益密切，建立了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给11国20多亿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GDP总额近1/3的超大自由贸易区将中国与东盟的命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001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入世是一个双赢的成果，改变了全球多边贸易的格局，改变了整个全球贸易的重大方向，中国入世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
时任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中国入世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两个重大突破。第一，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向全世界承诺搞市场经济；第二，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向全球开放市场。前者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转折，后者促使中国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比较大的市场开放，从而大大促进了对外开放。这两个突破是中国入世谈判的重大成果，也是入世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两个关键。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入世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攀升，GDP规模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0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从4%左右增长至17.4%，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开放水平也大幅提高，深度融入国际循环，进出口规模从2001年的0.51万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4.65万亿美元pp电子，实际使用外资从2001年的469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444亿美元，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中国的成长离不开世界。2021年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历史跨越，更需要深入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世界。
当中国在WTO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拥抱全球化时，WTO的运作却面临着压力。一些成员国大幅度提高关税，争端解决系统——上诉机构停摆，至今没有新的任命来填补空缺。中国的经贸、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政策在体制上与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国的强势发展会逐步影响规则的制定，也必然会带来更为广阔的结构性与体制性的挑战。
2021年11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致信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正式申请加入DEPA。这也是继2021年9月16日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后，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又一“入群”举措，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DEPA是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于2020年6月12日签署、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数字经济贸易协定，是世界上第一个线上签署的重要国际条约。DEPA是世界首创的“纯数字”、模块式、非约束性贸易协议。
数字经济相关规则是协定的重要内容，协定的商签也有利于中国加快数字经济规则与国际的接轨，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DEPA是亚太地区首个数字领域的单独协定，其内容涉及数字贸易、跨境电商以及数字技术等广泛领域，具有前瞻性，旨在为“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建立数字规则，以提高效率、可信性和协同性。
当前，数字经济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较早申请加入这一全球首个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决定有利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外合作，需要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环境。2020年9月，商务部发布《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数字贸易额由2015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947.6亿美元，增长47.4%；同期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从30.6%增至44.5%。“十四五”规划指出，预期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从7.4%增至10%。亚太地区是数字经济的大市场。据统计，到2025年东盟的数字经济总额将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十分密切，2020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已启动。加入DEPA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促成亚太地区内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环境，减少数字贸易壁垒，在5G、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促进可持续增长。
DEPA并非传统的“约束性”国际贸易协定，它提供了灵活的诸边谈判模板。协定共包括16个模块：商业和贸易便利化、处理数字产品及相关问题、数据问题、更广阔的信任环境、商业和消费者信任、数字身份、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透明度和争端解决等。成员方或任何申请加入的新成员可以选择直接与DEPA对接，也可以根据本国发展需求，部分采用以上模块，将一国国内政策与DEPA相对接，或者将以上模块的内容纳入其他贸易协议。这一模式符合亚太国家“非约束性”“柔性规则”的治理理念。在一些议题上，例如取消数字产品和电子交易的关税、确保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认可电子认证和签名、促进无纸贸易、建立相互认可的国内电子交易框架、保护网上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反对恶意电子商业广告的措施等，DEPA与CPTPP、WTO电子商务讨论的优先事项等能够达成基本共识。DEPA规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未来可为探索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提供重要的路径选择。
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通过积极推进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有利于促成广泛的pp电子、包容性的全球共识。长期割裂式、“各自为政”的治理机制会加剧数字经济规则的碎片化，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范围内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不会一蹴而就，DEPA提供了诸边谈判的有益探索，很可能成为未来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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